事情已经过去将近53年了。先父熊向晖为澄清这个案件所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发表也已经有11年。可是还不断有人在重复那些假说，而不去看事情的真相。

    正好近日湖北卫视来找我谈这个事情。

    这一次，我认真看了父亲遗作中我向来认为过于沉重而没有细看的这篇文章，查阅了《周恩来年谱》中的相关记录，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和“克什米尔公主号”一摸一样的印度航空公司星座式飞机。  （印度高氏提供）

无端的臆测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是国民党特务为了破坏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而策划实施的一次恐怖阴谋活动。他们在中国代表团包租从香港起飞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使机上8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记者、3名外国记者和5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

       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原定率中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这架印航飞机去雅加达。但是后来周总理没有从香港走，自然也没有乘这架飞机。

       于是，几十年来不断有人在重复这样一个无端的臆测：周总理得到了国民党特务要搞暗杀行动的情报，因此改变了行程。

       不知道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做出这样一个臆测。但是后来有很多人，看来的确把臆测当成了事实。而很多媒体还在传播扩大这种流言。家父生前身后，来访谈"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媒体记者，没有不提出这个问题的：周总理为什么要改变行程？周总理是不是因为得到了暗杀情报，才改变了行程？

       且不说当时事实如何，仅以常人的智商判断一下，也不该把这种臆测当真。

       第一，据当时收到的情报，国民党特务是策划在香港、印尼两个地方暗害周总理。在香港和在印尼的风险，应该是同等的。如果因为得到了国民党特务要搞暗杀的情报，周总理就以改变行程来规避危险，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印尼？行程可以改变，目的地能改变吗？果真是以规避危险为第一，那么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干脆不去。反正在那个时候中国代表团组成人员的名单还没有公布（是爆炸案之后的4月15日才公布的），周总理又刚刚做过阑尾手术，不去印尼的理由很充分。      第二，万隆会议4月18日开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发生在4月11日。此前周总理并没有收到印尼方面希望他在会前访问印尼的邀请。我们平常赴约会，都不会提前太早，一个国家的总理又怎么可能提前一个星期到东道国去？

       希望今后打算重复这个流言的人，先掂量掂量，不要自己侮辱了自己的智商。

吴努的邀请

       事实上，促使总理改变行程的，是缅甸总理吴努的动议。

       将《周恩来年谱》中的有关记载抽出，大致排出这样一个时间表：

       3月12日中午，周总理因急性阑尾炎住院，晚8时45分手术。

       3月28日，周总理接受会诊后出院。其间，带病出席关于高岗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4月1日，周总理再次接受会诊。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报告杨尚昆："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黄树则（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同志照顾外，另派专家王历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4月3日，周总理接见缅甸驻华大使，接受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在亚非会议前访问缅甸，与印度、埃及、阿富汗等国领导人开一个会前会，商讨会议有关问题。吴努希望总理在4月12日或13日到达仰光，总理表示有困难，因为阑尾手术后4个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5天。因此最快也要4月14日才能到。--当时总理是准备从昆明乘汽车到中缅边境的，这段路我90年代走过，很辛苦的。那个时候总理已经57岁，而且刚刚做过阑尾手术！

       后来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安排，由印航一架"空中霸王号"飞机于4月14日来昆明接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去仰光。

       须要指出的是，因为吴努的邀请，改变行程的并不只是周总理一个人，而是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们都需要到昆明集中出发。"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遇难中国人员，大多是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团记者。

       4月7日，周总理乘中国民航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到重庆。

       4月8日，周总理一行飞抵昆明。

书生误国！

       此时，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已经获悉周恩来不过香港，但是认为对代表团的打击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的实力，乃令检修飞机的人员仍按原计划进行。

       因吴努邀请而改变了行程的周总理，在准备即将举行的仰光会议和接下来的万隆会议的繁忙工作中，在昆明依然关注着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和有关人员的行程安全。

       4月9日晚，周总理从昆明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迅速告诉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当晚，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欲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同时，昆明长途电话传达周总理的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我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指示外交部在北京向英代办处进行交涉。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将周总理上述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

       4月10日，8时一上班，董越千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9点30分，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一行11人明日（11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

       请注意总理电话通知、外交部办公厅获悉的情况与张越交涉时措辞的差别。

       总理要求告诉英方和印航的是：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

       外交部实际交涉时告诉英方的是：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

       这不是细微的差别。

       我们还是以常人的智商来判断一下两者的不同：

       要炸飞机，必定是可以接近飞机的人员。安保的范围会小很多。机组人员、安全人员，对飞机安全的警惕性也会高很多。他们的视线可能是飞机本身。

       阻挠和捣乱，范围就大了去了。事后来看，香港警察一直注意的是有没有未经核准的人进入或接近飞机，制造困难。其注意对象显然主要是飞机乃至机场外围。

       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和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也有要求的强烈程度不同的差别。

       显然，外交部和英方的交涉内容，与总理的紧急指示，严重不符。

       是谁做的改变？

       执行交涉的是张越。

       但是，张越能够决定交涉内容吗？

       应该不能。

       作为一个副司长，张越不可能自作主张和英国人说什么，怎么说。

       谁能改变总理指示的口径，决定张越和英方的交涉内容？

       当时总理不在北京。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常务副部长张闻天。

       有关史料都这样记载：董越千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这个交涉的口径，张闻天难辞其责。

       张闻天为什么不按周总理的紧急指示和英方交涉？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大而化之的改变？

       对此，以我常人的智商，就实在无法判断了。

       我也斗胆做一个大胆臆测：

       张闻天不相信国民党特务要搞政治暗杀的情报！

       情报往往纷繁而混乱，彼此还会有矛盾。所以，并不是什么人都善于分析和判断情报，遑论利用情报。这需要掌控全局的能力、心胸和水平，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尤其是这样的情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这一点，张闻天显然远不如毛泽东和周恩来。

       没有这个水平，却不按周总理正确指示的口径交涉，另搞一套。这就有些自以为是。

       还值得注意的是，4月9日晚董越千接到总理指示后，连夜通知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黄作梅。但是隔了一夜，4月10日上午上班后，才向张闻天汇报。

       人命关天，为什么没有连夜汇报？

       的确，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但是，英国驻华代办处如果夜间无人值班，找不到人，通过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英国政府交涉应该可行--英国比中国晚8个小时，此时正是他们上班的时间。

       这只能给我一个印象：张闻天对工作对同志，缺乏周总理的那种责任心。

       我没有看到任何张闻天对此事感到内疚或有愧的材料。反而却看到事后总理的自责。在周总理了解了张越和英国参赞的谈话内容之后，非常难过，说：没有及时查询张越同艾惕思的谈话记录。

       可我们不能因为严格要求自己的总理有这样的自责，就把失误归咎于他。

       我们无法断言，如果原原本本按总理的意思交涉，爆炸案就可以避免。但是，最起码，在事后的外交交涉上，我们就更加主动得多。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证明。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就证明：

       张闻天不仅在情报分析和利用上不如总理，外交上不如总理，对工作和对同志的责任心也不如总理。

       他只是一个书生，没有领导共和国的才具。

       书生误国！

       这个失误，虽然造成了事发后中国政府外交上的一些被动，但是由于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的暧昧态度和草率行事，使他们自己完全陷于被动，加之周总理对这个事件的妥善处理，终于把我们一开始的小小被动完全扭转过来。（待续）